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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上海历史文化名人|这位桐城派大弟子何以辗转河南、湖北等多家书院执教

    来源百度新闻时间:2023-04-23 08:23:06

    姚椿,字春木,一字子寿,松江府娄县人,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第一代弟子。他绝意仕途,前半生游历,后半生投身书院,教授弟子甚众,对文学理论、经世致用思想、地方志理论均有阐发。


   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    「成就人才是急」

    姚椿少年时学习勤勉不懈,十岁读《全唐诗》,喜博览,“遇未见之书,必手自抄录”,有“两脚书橱”之誉。

    道光十一年,姚椿应河南长吏之请,掌教彝山书院(亦称夷山书院),自此开启数十载的书院讲学生涯。彝山书院由开封知府栗毓美所创,“选士之本,肇于蒙童”,主持山长先后有范煜、姚椿、郭仪霄、丁嘉藻、吴企宽、钱聚朝、钱仪吉、史致昌等人。

    据《彝山书院志》所记,书院从组织管理到学规条约,从教学管理到经费管理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办学体系,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。姚椿担任山长期间,彝山书院办学质量显著提升,岁试取进十四人,科试取进十六人,举人提名五人。

    道光十八年,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,执教湖北荆南书院,前后七载。荆南书院于康熙五十八年创建,招收府属七县生童中的尖子生。书院山长、主讲皆为社会名流,获赞“人文之盛,鼎甲荆湖”。

    道光二十五年,姚椿主讲松江景贤书院。景贤书院位于华亭县东南,于嘉庆七年修建,还常年分派掌教兼课云间书院的肄业童生。

    此时的姚椿虽患腿疾,却仍然热心书院事业。江南一带文人,如沈曰富、陈寿熊、顾广誉、何其超、熊其英、张锡恭、叶兰笙等均师事或私淑于姚椿。

    姚椿爱惜人才,始终“以实学励诸生,朝夕谆谆”。遇到品行高尚的学生,有孤寒无以自立者,必给予资助。他强调“惟成就人才是急”,主张师者要严格,学生才能学会明辨是非善恶,成就大器。

    对于当时“世道既衰,师道亦敝”的社会风气,姚椿感到极为痛心。这番情绪,与他的成长过程亦有很大关系。

    嘉庆十年,姚椿遵父命,师从姚鼐。当时,姚椿已小有成就,辞章、训诂之学气焰方盛。姚鼐问:“子之业几成矣,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?”姚椿未有以对。

    为何对师之问默而不应,姚椿晚年在寄顾广誉的复信中有说明:一是因其起初对程朱之学还心怀疑态之故,二是认为这可能只是姚师招揽学生的曲诱之言。

    师徒的“未果谈话”结束后,姚鼐给姚椿一本《濂洛关闽书》。姚椿翻阅赠书,“读之爽然,如有所失,已复欢然,如有所得”,对姚师之言深切著明。自此,他摒弃夙习,潜心程朱之道,终身诵说。

    姚椿对恩师有着深厚感情,游历在外也不忘与师书信往来。嘉庆二十年,姚椿赶到金陵钟山书院。此时,姚鼐已病重,姚椿精心照料师父数月。姚鼐逝世后,姚椿亲视含殓,并整理恩师遗著,将其刊行出版。

    「笃志学问文章」

    姚父令仪,官至四川布政使。姚椿年少时曾随父游历各地,深知底层百姓疾苦,颇有匡时济世之意,“凡河渠、农桑、漕运、边防以及闾阎疾苦”无不再三研究。同时,所到之处必周览其山川,交其贤豪长者。

    清代文学家王昶(青浦朱家角人),晚年应邀执教杭州敷文书院。他对姚椿诗文赞叹不置,赠以“诗有中流砥柱,大雅扶轮”“文章名节无穷事”。嘉庆四年,姚椿出游至杭州,王昶向其请教诗文真谛。姚椿自道为诗心得:“以讽谕为主,以音节为辅,以独造为境,以自然为宗。”

    姚椿一生笃志学问文章,著述颇丰,撰有《通艺阁诗录》八卷、《通艺阁诗续录》八卷、《通艺阁诗三录》八卷、《通艺阁和陶集》三卷、《通艺阁文集》六卷、《晚学斋文集》十二卷等。

    他还承继与整合《湖海文传》《古文辞类篹》之体例,“搜罗历四十年”,编成《国朝文录》八十二卷。其中选入不少罕见之作和部分事迹未详者的佳作,具有极高的文献保存价值,可见积时之勤、用意之深。

    姚椿以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圣高标严格要求自己,并不当遗世独立的隐者。在为学作文的同时,他存忧世之虑,不时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。比如,他揭示八股取士造成求仕者只知记诵圣贤而无实际才能,更不知民间疾苦,可谓切中科举要害。

    面对内忧外患、鸦片肆虐、民不聊生的现实,姚椿作《禁烟行》《罂粟花》等文章揭露与批判人们吸食鸦片、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情景。听闻林则徐虎门销烟壮举时,姚椿欣喜不已,作诗《喜闻粤东大捷,奉寄前制府林公三首》相贺;后林则徐禁烟受挫,姚椿又作《嗣闻捷音不果志闷》,抒发心中愤懑。鸦片战争期间,姚椿时时关注战争动态,作《海上杂诗七首》,记述闽浙人民抗英义举。

    姚椿还与洪符孙一起纂修《禹州志》,将旧志书中的沿革表改为纪事沿革表,沿革中有考证,纪事兼载灾祥,二者相互补充。其间,应何士祁之聘,同周墉等人创修《川沙抚民厅志》十二卷,内容丰富,故事质实,翔实载述倭寇、风俗、经济等情况。

    姚椿诗词文章在维护桐城家法“义理”“考据”“辞章”的同时,体现出不少新的时代特点,即强调文章的“纪事”功用。比如,在《国朝文录》的“论辩类”和“奏议类”文体中,选录了许多反映社会政治、经济和民生等内容的文章,包括《救灾议》《防海》《论宋免役之法》《惩贪议》《水利备旱疏》《理财三策疏》《兵制》《治河策》等。

    姚椿认为文章应与民生密切相关,要求文章发挥社会功效、服务现实生活。这是对古文理论的创新,也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发展。

    (作者: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黄黎明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杨军益)

    栏目主编:龚丹韵

    文字编辑:夏斌

    本文作者:黄黎明 杨军益

    题图来源: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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