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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匠摊的全部家当是一根扁担，两只矮木箱，一只箱子里放着修鞋工具，铁榔头、木榔头、鞋楦、鞋撑、弯刀、胶水等等，另一只箱子里塞满了自行车的旧轮胎。长年累月室外生活，老皮匠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，凛冽的寒风吹得十指生满了冻疮。老皮匠干活时戴着一副老光眼镜，嘴上叼着一根香烟，一直坐在一只小矮凳上，背也有些驼了。他时常一边将鞋撑敲得“咚咚”响，一边操着一口的苏北话与人“茄山河”，还不时与进出弄堂的熟人打招呼。看得出，老皮匠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蛮好的，他时常拿着一只搪瓷杯到邻居家要水喝，去趟厕所会叫邻居帮他看个摊头。谁家煮馄饨、包粽子、烧排骨面，总不忘端一碗送到皮匠摊上。
那些年，弄堂人家都是修修补补过日子的，不少人家做好的新鞋子都会拿到皮匠摊上去钉“掌子”，楦鞋子。
一个冬日，母亲让我将父亲的一双老棉鞋送给老皮匠去钉掌子。我坐在皮匠摊的小矮凳上，看他干活。只见他把棉鞋放在一块自行车外胎皮上，用红笔画上一圈，选择了前掌和后跟两块要用的车胎皮，用弯刀划了几刀，再放到鞋撑上用铁榔头猛敲十余下，弄平车胎皮，将棉鞋扣在鞋撑上，用一枚枚鞋钉沿着胎皮将鞋底牢牢地钉住，四周多余的胎皮，用一柄弯刀削去。最后，他将手伸进鞋内，发现钉子扎手，又将鞋子套回鞋撑，沿着一排钉子猛敲几下，直到把钉子敲平不扎手了才给我。
我的一双“元宝”套鞋（雨靴）穿得久了，经常会有裂缝，拎着去找老皮匠。他用贴在方木上的锉皮把要补的地方锉了几下，又剪了一块自行车内胎皮，同样又是锉上几下，特别是四周，锉得又轻又细心，吹掉碎屑后，打开一只小铁皮盒，用小刷子蘸上些许刺鼻的胶水涂到胎皮上，又放到一边，约摸过了二三分钟，拿起胎皮贴到要补的地方，用木榔头轻轻敲上几下，就补好了。他还特地关照我：“半小时内不要穿哦。”老皮匠见我是个学生，补一处仅收三分钱。这个活看上去不算难，后来，我在南京路中央商场买了一块铁皮锉和一小瓶胶水，从此，家里人的坏套鞋都由我来补了。
夏日，弄堂里不少孩子都穿着海绵拖鞋嬉戏。有一次，我的拖鞋搭襻断了，就用一根细铁丝将搭襻串在鞋底并缠上一块布条。但走起路来磨脚，我一瘸一瘸的样子让老皮匠看到了，硬把我叫到摊头上，让我脱下拖鞋，说是帮我修一下。我说：“我没钞票呃。”老皮匠说：“谁要你钱啦。”说罢，就将一把缠着布条的宽锯条插进煤球炉里，用烧红的锯条将拖鞋的搭襻与鞋底烫牢，用力拉了拉，对我说：“好了，穿上去玩吧。”傍晚，母亲下班回家，我讨了五分钱去给老皮匠，他死活不肯收，还说：“小把戏，把钱还给你妈妈去。”
春节前，老皮匠生意火爆，都是弄堂人家为老人小孩做的新棉鞋，有的要纳鞋，有的要钉掌子，有的要楦鞋……老皮匠起早摸黑忙个不停，收取的费用与平时一样。年初一早上，大家都穿上新鞋，那一刻，老皮匠才卷着铺盖，踏上回老家的路。
打我记事起，老皮匠就在我家的弄堂口了；直到我走上了工作岗位，他仍然在弄堂口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弄堂里旧区改造开始了，老皮匠不断地从这个弄堂口搬到另外一个弄堂口。有一天，整个里弄都拆平了，老皮匠也不见了踪影。
皮匠摊曾是弄堂里的一道风景线，也是上海这个城市记忆的一个部分。今天，非常偶然才会在路边小区门口看到这样的摊头，每到此时，我都会驻足，看上一会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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